墨远，书韵依然 ——“东汉太守”习字简

名称：“东汉太守”习字简

类别：木牍

时代：东汉

尺寸：长23厘米，宽3厘米，厚0.3厘米

来源：1997年长沙五一广场九如斋建设工地出土

今藏：长沙简牍博物馆

俗语说“字如其人”，在古代，想做一个好官，必须得写一笔好字，王献之练字就用掉了十八缸水，那么他把字练在哪里了呢？请看“东汉太守”习字简——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纸、笔好像也慢慢变得不重要了。我们所说的吃笔杆子的人也逐渐成为传说，写文章、写信、记事、记账等，基本都是在电脑上敲键盘完成的。当键盘敲打着冷冰冰、毫无生气的字体，是不是我们的思绪也经历着碰撞？混凝土气味充斥着我们的口鼻，那指缝间淡淡的墨香已远。让我们的五指再一次苏醒，熟悉那墨海里的浩瀚，指点那激扬的文字！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国古代书写练习的历史场景里，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吧！

1997年，社会各界又聚焦在长沙五一广场工地，五一广场沸腾了，在五一广场西北角九如斋六座古井中出土东汉简牍共200余枚，这是1996年发现十余万枚三国孙吴简牍后的又一轰动事件。其中一枚有纪年的习字简，让我们麻木的五指不经意之间有了一次书写创作的冲动。简牍木质，色呈黄褐色，长23，宽3-5，厚0.3-0.8厘米，简文“延平元年二月甲辰朔十日庚申长沙太守君丞卿叩”。这些习字简让我们眼前一亮，我们一边惊叹这种清新脱俗的书写练习，一边思考这反复练习背后的价值。

“东汉太守”习字简
“延平元年”为汉殇帝刘隆的年号，即公元105年。当时正是隶书书风成熟的时代，简牍上反复练习的蚕头燕尾，精致、脱俗，有较高的艺术修为风范。这些书写练习作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里不敢妄作评判，但他们这种坚持不懈的练习精神是值得特别赞赏的。
我们可以从王羲之书写练习的故事窥探当时书写练习的辛劳。相传，王羲之家乡有一条河，靠河的边上有一块地方叫做新城，新城的上面有一个很深的长方形水池，这就是他经常学习写字的地方。每年开春时节，他就来到这里学习写字，用池里的水磨墨，用池子里的水涮笔，每当他的黑黑的墨笔投入池水的时候，水里立刻出现一片黑云似的水墨。随着池水的一天天变黑，天长日久竟将一池水都洗成了墨色，这就是人们今天在绍兴看到的传说中的墨池。王羲之的字也就是这样一天天的长进了，他也就是通过这样勤奋的练习，才有了日后“书圣”的美誉。
虽说这些吏卒书写练习很难与王羲之这种忘我境界相比，但他们也需要经历多少风雨，送走多少黄昏，迎来多少黎明，写完多少墨水，写烂多少笔头，才能达到这样的书写水平。

这里出现长沙太守的习字简，可以说是两汉文官吏治建设的一个生动实物印证。操笔杆为业的士人吏卒，“能书会计”是他们的最起码条件，也是他们政绩考核的基本要素。

中国古代对官吏书写要求非常严格，《汉书·艺文志》有这样的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这里的“字或不正”的意涵所指是“正确之正”还是“端正之正”虽不确定，但“字或不正”就遭到“举劾”，可见对吏民上书要求严格。吏民上书要求不能出错是肯定的，《史记·万石君传》（卷103）：建为郎中令，奏书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东观汉记·马援传》：援上书：“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荐晓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据此则汉代正书之严可见。另一方面，字迹也要求端正、工整，马虎不得，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叙述他在书馆求学的经历时说：“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从中可以看出，书写美观是习字教学的重要要求，并不惜以体罚进行督促。在这严格的要求下，吏员们则必须反复练习自己的书写技能，因此就留下了众多的习字简。可见，他们入仕的路也不是蛮好走。根据简牍和文献记载，可知“能书”包括书体规范、抄录准确、不写错字等具体内容，书写讲究工整、正确、快速等。

国家对“书记类”官吏的素质要求有一定标准，这种吏员文书规范和要求在全国普遍通行，守关边塞的吏卒也是如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中有这样的习字简文，如：

史史 令史 史史 史史（158·12）；

元元康五年六年五五五五五（183·8）；

建初初初建言言言为言为言言为言（552·1）；

同时，汉简中有很多《急就篇》和《苍颉篇》等字书残文，也保存了不少习字痕迹。

这些都是汉朝对吏员书写考核的生动史实。那么当时习字一般都写什么内容呢？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实用性比较强的文书用字，这也正印证了当时做吏为官的技能要求，正因为如此，在出土简牍中大批字书简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这些习字简反映了吏卒生存的一个基本场景：一方面要应对国家对其从政素质的基本考核；另一方面，他们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以便更准确、合格地完成自己誊抄公文的职责。这些习字简的存在，可以反映出汉代基层的文化教育，对探究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1982年第2版，2006年重印。

【2】（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2006年重印。

【3】（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东汉）王充撰：《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5】谢桂华等合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