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火耀楚天湘地 文明溯万年长河

为庆祝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5日下午，长沙简牍博物馆特邀湖南博物院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主任方昭远做客长沙市民文化遗产讲堂，讲述“湖南陶瓷发展简史”。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吸引1.8万余市民与陶瓷爱好者参与，现场座无虚席，线上讨论热度高涨，互动环节更是精彩纷呈。

方昭远副研究馆员，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系，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古陶瓷文物研究鉴定和博物馆陈列展览等工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岳州窑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长沙窑编年与分期研究》负责人，参编《中国长沙窑》《长沙窑绘画》《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等多部著作，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主持策划大中型展览 “御窑密码 —— 明代皇家瓷器特展”、“瓷之画 —— 从长沙窑到醴陵窑”、“至纯至美 —— 湖南博物院藏单色釉瓷器展” 等十余个。

讲座中，方昭远老师以时间发展为脉络，结合各博物馆馆藏陶瓷及湖南考古出土陶瓷，通过与其他地区陶瓷特征对比的方式，系统介绍了湖南陶瓷各个时期的特点及标志性成就，带领观众们穿越万年时光，感受湖南陶瓷独特魅力，探索陶瓷背后的工艺与文化内涵，领略湖南先民的智慧与匠心。

史前曙光：白陶耀世，艺术初绽

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1.4—2.1万年的陶片，这些碎陶片经检测证实是人类最早的陶容器遗存。这种用泥片贴塑法制成的陶釜，胎土中有意掺入石英颗粒以防止烧制破裂，展现了史前先民已具备一定的制陶经验。距今约1万年的澧县彭头山文化，陶器以夹炭陶为主，表面拍印粗绳纹、刻划齿牙纹，器型多为圜底罐、圜底钵等。其中高领深腹圜底罐不仅是日常容器，更反映了先民对器物造型的初步探索。这些陶器虽质朴无华，却奠定了湖南制陶术的技术根基。距今7800-6300年的高庙文化，将湖南史前制陶业推向第一次艺术高峰。桂阳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亚腰罐，肩部以四鸟四兽纹为装饰，运用高超的篦点技法，构图极具美学原理。

“高庙文化以瓷土制作的白陶，装饰有獠牙兽面、凤鸟、太阳等纹样，不仅是实用器具，更承载着史前人类的精神信仰，掀起了史前中国的第一次艺术浪潮。”方昭远老师展示的白陶盘文献资料上，八角星纹与鸟兽图案组合严谨，单元纹饰衔接紧密，很少有重叠错位。这种装饰母题成为后世反复表现的文化符号，印证了湖南先民在艺术创作上的超前意识。不仅展现了当时先民的高超技艺，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对后世陶瓷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夏商周：工艺演进，釉彩萌芽

夏商周时期，湖南处于越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地带，陶器呈现硬陶与软陶并行的特点。早期百越文化影响下的印纹硬陶火候较高，而春秋中晚期楚文化传入后，流行火候较低的软陶，并出现彩绘陶、漆衣陶和锡涂陶。石门皂市遗址出土的陶鬲，造型兼具中原与本地特色，反映了文化交流的痕迹。

汨罗黎树园墓群出土的西周硬陶瓿，表面拍印几何纹，肩部饰双系，体现了长江中下游制陶工艺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彩绘陶使用朱砂作红色颜料、炭黑作黑色颜料、铁矿作黄色彩料，漆衣陶则可能以生漆为涂层，展现了先民对材料特性的探索。

秦汉：成熟瓷器的破晓之光

秦汉大一统格局加速了技术交流，湖南在西汉出现低温铅釉陶，釉陶与印文硬陶的技术积淀，至东汉中晚期终于烧制出成熟青瓷。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锡涂陶壶，根据遣策记载得名，其工艺包括热镀锡与常温贴锡（以生漆为粘接剂），展现了汉代金属工艺与制陶术的结合。青竹寺窑址发现于湘阴县烧制成熟瓷器的东汉窑址，其圆形垫板、壁形垫圈等窑具，证明当时已掌握较先进的装烧技术。这些东汉青瓷虽存在胎釉结合不紧密、易剥釉的缺陷，却为后来岳州窑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三国至唐中期：岳州窑起，官窑贡瓷

三国至唐中期，岳州窑成为湖南瓷业的代表。三国时期除烧制青瓷日用器外，还出现专为丧葬的明器如人物俑、动物俑；西晋时仿越窑工艺，东晋开始使用匣钵装烧，提高了釉面纯净度。湘阴马王墈窑址出土的南朝“太官”碗底残片，证明岳州窑青瓷已成为宫廷贡品，其釉色清亮偏绿，底部常刷护胎浆。

陆羽《茶经》将岳州窑列为唐代七大名窑之一，盛赞其青瓷茶具“类冰”“类玉”。岳阳桃花山唐墓出土的千秋万岁俑，造型融合佛教元素与中原风格，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至隋唐时期，岳州窑迎来发展第二高峰，产品远销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成为南方青瓷的重要代表。

中晚唐至五代：长沙窑兴，彩瓷时代

（一）商业窑场的技术革命

中晚唐时期，长沙窑的兴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这座位于长沙望城区的民间窑场，约8世纪后期兴起，9世纪早中期达到鼎盛，以烧制彩瓷闻名，又称“铜官窑”、“石渚窑”。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潴》诗中描绘的“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正是长沙窑烈焰冲天的烧造盛况写照。

长沙窑的器形极为丰富，据统计有70多种，涵盖碗、壶、罐、杯、枕等生活用器，其中茶酒具数量最多，反映了唐代茶酒文化的盛行。

青釉褐彩茶碗上的“荼埦”二字，见证了“茶”字从“荼”到“茶”的演变；“天成四年”青釉碾槽则是长沙窑最晚的纪年器物，其造型与装饰的简化，暗示了窑场的衰落。

（二）彩瓷装饰的里程碑意义

长沙窑是中国瓷器装饰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其创新的釉下诗文绘画装饰，使中国瓷器真正步入彩瓷时代。长沙窑的历史地位在于，它首次将诗文、绘画、书法融入瓷器装饰，120余首釉下诗文内容涵盖饮酒、思乡、爱情等题材，堪称“全唐诗的缩影”。方老师强调，长沙窑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语言，更开创了中国陶瓷“以器载道”的文化传统，对后世磁州窑、吉州窑等民间彩绘瓷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沙窑的兴起，不仅是湖湘陶瓷工艺的一次重大飞跃，更是湖湘文化在唐代对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体现。其丰富多样的装饰题材与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多元，也展现了湖湘先民在陶瓷艺术创作上的无限想象力与创造力。

宋元明清：多元发展，瓷业新貌

（一）窑系林立的产业格局

宋元时期，湖南瓷业中心从湘江下游转移至中上游，形成衡州窑、衡山窑、醴陵窑等多元格局。衡南云集窑出土的北宋青瓷执壶，继承了长沙窑的青瓷传统；衡山窑的南宋粉地彩绘执壶，以多色釉装饰展现新的审美取向。醴陵唐家坳窑址的发掘揭示了宋元瓷业的繁荣，该窑址分为四个发掘区，出土上万件器物，以青白瓷为主，兼有青瓷、酱釉瓷，烧制工艺成熟，年代约在南宋至元代。

（二）工艺交流与创新发展

目前发现的湖南宋元瓷窑已超过全省总数的一半，形成三大系别：衡州窑系（青瓷）、衡山窑系（多色釉彩绘）、青白瓷窑系。这种多元格局既保留了本地特色，又仿烧各地名窑，如益阳梓山湖宋墓出土的耀州窑青瓷碗，证明了南北瓷器的流通。方老师指出，宋元时期湖南瓷业的繁荣，得益于人口增长、手工业发展与朝廷对湖南的开发，制瓷业扩散到资水、沅水、澧水流域，形成新的区域中心。

马冲区龙窑的发现展示了宋元时期窑炉技术的进步，其斜坡状窑身、多级窑室与烟囱结构，有利于火焰分布与温度控制，为提高瓷器产量与质量提供了技术保障。这种技术创新与文化包容，使湖南瓷业在宋元时期保持了持续发展的活力，为明清醴陵窑的崛起奠定了产业基础。

（三）醴陵的瓷都之路

明清时期，景德镇青花瓷主导市场，湖南瓷业以醴陵窑为代表延续发展。醴陵明代窑址烧制的民用青花瓷，产品通过渌水外销。月形湾窑址保存完好的阶级窑，由火膛、六级窑室、烟囱组成，倾斜角度8°-20°，体现了明清制瓷窑炉的成熟技术。

清初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在沩山发现瓷矿，雍正七年创设瓷厂，约请同乡技工传习制瓷，奠定了醴陵瓷业基础。沩山樊公庙的供奉习俗，见证了瓷业传统的延续。方老师提到，醴陵瓷业的转折始于清末，1905年熊希龄考察日本瓷业后，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学堂与湖南瓷业公司，引进日本机器，聘请日本和景德镇技师，成功研制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赭色五种高温釉下颜料，采用“三烧制”工艺，创烧出釉下五彩瓷，更是将醴陵窑推向了新的高度，使其成为了湖湘陶瓷的一张亮丽名片。

近代新生：醴陵窑兴，国瓷荣耀

近代以来，醴陵窑不断探索与创新，醴陵釉下五彩瓷以其独特的技艺特色和艺术魅力， 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与新生。1918-1930年虽因战乱技艺失传，但私营作坊持续发展；抗战时期景德镇窑业受损，醴陵细瓷窑厂从46家增至118家，年产细瓷2300万件，获“小南京”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与八大瓷厂的建立，构建了科研生产体系，吴寿祺等老匠人带领恢复釉下五彩工艺，使醴陵瓷业走向“国瓷”之路。

1957年轻工业部长李人凤撰文《瓷城醴陵》，使醴陵“瓷城”美誉广为人知。如今的醴陵已成为中国三大瓷都之一，产业链企业650家，产品覆盖4000多个品种，从业人员近20万，远销150国，延续着湖南陶瓷的千年荣光。醴陵窑的发展历程，不仅见证了湖湘陶瓷在近代的传承与创新，更体现了湖湘工匠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不懈追求与勇于探索的精神。

传承发展：窑火不熄，匠心永恒

方昭远老师在讲座小结中指出，湖南瓷业发展呈现“沿湘江溯流而上”的技术传播规律，从史前玉蟾岩到汉唐岳州窑、长沙窑，直至明清醴陵窑，湘江流域始终是湖湘瓷业的核心。湖南丰富的瓷土资源（提供原料）、密布的森林（提供燃料）与发达的水系（便利运输），为陶瓷业发展奠定了自然基础。而统一的政治格局、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则是湖南瓷业兴盛的内在动因。

“盖瓷虽小道，而于国运事变亦隐隐相关焉。”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的论断在湖南陶瓷史中得到印证。从高庙白陶的信仰表达，到长沙窑的世界贸易，再到醴陵窑的近代转型，湘瓷的每一步都与中华文明的脉动同频共振，成为解读中国陶瓷史的重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