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冢遗千载 渔阳乃何人 ——西汉长沙王后墓“陛下赠物”楬

渔阳墓“陛下赠物”楬

长10.7、宽5、厚0.3厘米

时代：西汉

一级文物

现藏长沙简牍博物馆

楬，是一种标签，用于标明物品或文书的数量及名称，一般穿绳系于该物品或文书之上，并在首端绘有网状纹。渔阳王后墓出土的“陛下赠物楬”是唯一明确记录为“陛下所赠”的木楬。

1993年，长沙市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湘江西岸望城坡一座被盗掘的汉长沙王后棺室时，除了发现相当数量的金器、玉器外，还发现一方木楬（jié）。按照常理，木楬是系在箧、笥之上并放置在棺室之外的。这一超出常规的做法，当即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楬为何物？这是我们应首先了解的。楬是古代简牍文书的一种样式，作为表识之用。古代文献记载：

《周礼·职币》：“皆办其物而奠其录，以书楬之，以诏上之小用赐予。”

《周礼·职金》：“辨其物之微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郑玄注：“既楬书椾（jiān，笺的书面语）其数量，又以印封之……今时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楬橥（zhū，小木桩的书面语）。”《广雅》解释：“楬，橥杙（yì，小木桩）也。”

以上文献之意，译成白话则为：楬，就是用小木片做成的标签，在上面简要的书写某类事物或物品的性质、数量与内容。简言之，就如今天文章的标题，起到一种辨识与提示的作用。有些重要的木楬则会详细地书写相关的内容。

楬均用长方形薄木板制作。形状常见的有两种：其一，楬首部为半弧形，上钻单孔或双孔，用以穿绳。其二，楬首部两侧挖成三角形的楔口，用以系绳。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楬

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木楬

王后棺室出土的这方木楬上书写的文字虽然简略，但内容十分重要。木楬为长方形薄板，半弧首，长10.7、宽5、厚0.3厘米，右起墨写隶书四行，文曰：“陛下所以赠物：青璧三、绀（gàn）缯（zèng）十一匹，薰缯九匹。”青璧即指绿中带有黑色的玉璧。缯是古人对纺织品的统称。绀为黑中带红的丝织品。薰是指用某种香草浸染后的纺织品。陛下所指何人？墓主人与他是什么关系？带着种种疑问，让我们回溯2000多年的汉代，对历史的真相做一番探寻。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陛下”一词的本意。“陛下”一词自秦之后成为皇帝的专称。

《史记·秦始皇本纪》：“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集解》蔡邕解释说：“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与之言，因卑达尊之意也。”

按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西汉时期诸侯王虽权倾一方，但没有一个敢擅用自称的，因此本楬上所言“陛下”应指当朝的皇帝。按汉朝的制度，皇族、贵戚与重臣去世，天子朝廷常厚加賵（fèng，慰问死者的物品）赠。

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下令：

“诸侯王薨，列侯初封之国，大鸿胪奏谥（shì，死后封号）诔策。”“王薨，遣光禄大夫（职掌言议）吊襚（suì,慰问吊祭死者）祠賵，视丧事，因立嗣子。”

这一段话翻译过来是说，当诸侯王和初封在国的列侯去世时，朝廷中负责诸侯礼仪事务的部门会奏报他们死后的封号、事迹与悼词。诸侯王去世了，皇帝还要派遣身边职掌言议的近侍之臣前去诸侯王家吊唁慰问，检查丧事的筹办并宣布王位的继承人。此木楬明确记录为“陛下所赠”，便清楚地表明这应是当朝皇帝派遣使臣代表他个人向死者的赗赠之物，由此显示出汉皇室与墓主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资深学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先生认为：根据墓葬的年代在文景时期，推论死者与皇室的关系或为墓主身份为汉家公主，赠送丧礼之物者为其父或继承皇位的兄弟（黄展岳《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墓主推考》，《先秦西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

何以尊贵的皇室公主，离家别宫，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下嫁到卑湿贫瘠、偏远荒蛮的长沙国为后呢？如若我们把这一设问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或能解开其中的玄机。

汉朝初立，国家虽然统一，但因连年战争，已是国破家败，民不聊生。汉朝建国之始，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尊崇黄老道家无为之术，采取了轻徭薄赋，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大史学家司马光评论文、景二位汉初皇帝的作为时称：“清净恭俭，安养天下。”在此政策的指导下，国家才逐渐恢复了生气，才有了后来为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由于汉初实行分封的制度，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中央朝廷与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汉初分封的各诸侯王“掌治其国，宫室百官，同治京师”，“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随着诸侯王国力的膨胀，不时地向中央专制的皇权提出挑战。身为长沙国太傅（太子老师）的贾谊，虽已遭贬谪，但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依然忧心忡忡，屡屡上书指斥诸侯王僭越等级，日渐坐大，拥兵自重，威胁朝廷的事实。其在上奏文帝的《治安策》中提出应“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治理策略。然而贾谊一片素忱，却因不合时宜，终不见用。另一位年轻的政治家晁错也看到形势危局，屡上书言兵事、论实边、议削藩。不料，却为他人谗言，招致杀身之祸。公元前155年，因朝廷削藩终引发了由诸侯王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这才认识到事态严重，匆忙派出军队前去平乱。叛乱平息之后，朝廷对王国的控制防范始加严厉。景帝时制定了新的法律，“诸侯王不得复治其国，天子为置吏……惟食衣食租税。”明确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本国事务，由朝廷直接任命官吏进行管理。诸侯王只收取封国内的衣食租税为生。但凡二千石（相当于“厅级”）以上的干部一律由中央任命。在王国内任职的丞相、太傅、都尉等重要岗位的吏员，皆由中央任命，听令于朝廷。禁止诸侯王擅自出国旅游，结交其它诸侯王。禁止进京时到三公诸卿（相当于各“部”、“委”、“办”）处串联，结交大臣，请客吃饭。禁止与皇室外戚勾结，开设公司赚钱盈利等等。从而剥夺了诸侯王治国权，提拔干部的权力以及外出旅游权，经商权等。汉武帝时期又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一系列遏制、削弱诸侯王权力的政策法令，逐步使中央加强了对诸侯王的有效控制。

内忧未止，外患连连。汉初之时，不仅北方匈奴不断侵扰，盘踞在两广之地的割据势力南越王赵佗，亦对中原虎视眈眈，屡屡挑起与长沙国南部边境的冲突。倘若南越军突破长沙国的防线，便可饮马长江，问鼎中原了。在这种形势下，长沙国就成为朝廷防止南越国北犯的首道屏障，故朝廷派遣重兵驻守在长沙国的南疆（今永州、郴州及广东的连南、广西的灌县一带），同时下嫁皇室的公主，与长沙国的王室联姻。这样做即可笼络长沙，监督制约其权力，防范作乱，又可遏制南越，震慑群蛮，巩固边防，达到政治、军事双重目的。当时的长沙国王吴芮为刘邦所封的异姓诸侯王，在诸国之中势力最弱。其国王吴芮及后代对汉室忠心耿耿，故能传代五世之久。史家班固称评：“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至五世，以无嗣绝……著于甲令而称忠也！”刘邦建汉之初，册封了七大诸侯王，唯长沙王吴芮能延脉继宗，其它各王则命运乖舛，亦不能不与上述原因有着重要的关联。

马王堆三号汉墓中的南部驻军图

遥想当年，公主出嫁，走出巍巍的皇宫，辞父别母。从此关山万里，江河阻断，骨肉亲情只能依稀梦里。然而天不假年于这位皇亲贵戚，或因奉命监察积劳过度，或因水土不服身染重疴，亦或其它原因，终折寿于这“卑湿贫国”。长安皇室闻之，感念亲情，痛惜骨肉。于是皇帝陛下亲饬丧礼，委重臣厚加赗赙,吊祠问祭。长沙国王后“治丧委员会”对皇帝赠物恭敬有加，给予特殊关照，将其陪葬于公主棺内，以示皇恩浩荡，世代相随，故而出现独置于棺室之中的这枚“陛下赠物”楬的情景。

不仅如此，公主的驸马，皇帝的女婿，长沙国王（推测为吴氏第四代或第五代王）亦赠送了衣物。发掘工作结束，考古队员将文物运回到室内，继续进行细致清理。在一堆破碎的木楬中，拼缀出一枚稍具完整的木楬，其上的文字经考证，竟然就是当时的长沙王赠送衣衾的记录。

该木楬长10宽5.9厚0.3厘米，墨书隶书六行：

青绪褝衣十二 、□衣、绢绪褝衣三、□褝衣一、白绪褝衣六、褝衣一、相绪褝衣四，凡廿六衣。王祱。

木楬上的文字虽有缺漏，文意仍能贯读。褝衣是指单衣。青绪、白绪、相绪、绢绪皆指衣袖口的颜色的布料的质地。“王祱”之“王”当指长沙王。“祱”指生者向死者赠送衣物。

《汉书·朱建传》：“及建母死，贫未有以发丧……辟阳侯乃奉百金祱。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赙凡五百金。”颜师古解释：“赠终者之衣被曰祱，言此百金为衣被之具。”又释：“赠丧衣服曰祱。”

“王祱”应是长沙王为其夫人治丧时赠送给的衣衾，赠送衣物的数量有二十六件。这是我们从仅存的木楬中所看到的。想当年，长沙王为表忠心，把丧事办得隆重体面，赠送之物必定多多益善，远远不止这些。大约随着这位王后的去世，朝廷对这个异姓诸侯国的恩宠也日渐消褪，不久便以无嗣为由，于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时除国。

传世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对这位汉长沙国的王后留下一丝的记载，但“渔阳”墓中出土的这二方木楬却向我们传达了一段早已淹没无闻的历史信息。木楬的内容，作为无可争辩的历史证据与已发生的历史背景的有机结合，所建立起来的史实链条，才使今天的人们轻轻地触摸到已消失了的历史人物的朦胧身影。它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以地下出土文献记载为依据的，唯一的一位在西汉时期踏足湘楚大地，来自北方皇族显贵的女性。我们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忘我而勤奋工作的考古工作者，正是由于他们的细致地观察，耐心地寻找，谨慎地拼对，才有可能在这些破碎的拼图中发现接近历史真相的秘密。

这枚木楬，揭示了汉皇室与墓主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为我们考察汉长沙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探索角度，这，也许就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魅力所在。

撰写：宋少华

参考文献

1. 《汉书·景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

2.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

3. 《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吴芮传》，中华书局，1983年；

4. 《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5.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6. 《贾太傅新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7. 李均明，《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