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吴牛事水田 ——走马楼吴简官牛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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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19 浏览次数:315 文章来源:熊 曲

名称:长沙走马楼吴简

尺寸:长:22.8—24厘米;宽:0.7—0.9厘米;厚:0.1—0.15厘米

时代:三国

级别:未定级

收藏地:长沙简牍博物馆

在长沙吴简中,除了各种人口户籍以外,“牛”也有专门的“户籍”,这就是“官牛簿”——

“牛”作为人类的挚友,早在数千年前就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牛是有灵性的动物,可以通神,因此,在重大的祭祀仪式上一般都要选用牛,这样才显得庄重肃穆。同时,我国牛耕的历史很长,经过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乃至现在尚未实现机械化的许多农村生产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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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陶牛

秦汉时,牛耕技术已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当时的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相当落后,《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是以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也无千金之家。”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为火耕水耨。东汉时,江南社会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并未改变地广人稀的状况。三国时,当中原变成战场的时候,由于江南战争较少,吸引了大批北方的强宗豪族携带着部曲、宗族南渡。他们是否带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并使这种方式得到推广呢?1996年长沙出土的走马楼吴简为我们揭晓了答案。

在这批珍贵的文物档案里,有一册完整的官牛籍,这是孙吴嘉禾三年临湘县官吏向上级上报的关于牛的统计报告。该报告共统计了官府所拥有的四十三头牛的毛色、性别、年龄及饲养人员等。由于这个籍簿简文较多,我们从中选取部分展示给大家,如:

1、 临湘谨列官领(?)牛头数齿色养者为簿(肆·1435)

2、嘉禾三年七月卅日乳 黄牸犊一头齿六月一日左角长一寸 民 王 龙 养(肆·1392)

3、嘉禾二年五月十日乳黄牸犊牛一头齿二岁八月日左角长二寸一分本蔡可牛可物故 差民谢□养(肆·1412)

4、黄牯牛一头齿四岁六月日 左角长八寸 民□(肆·1442)

5、黄牯牛一头齿六岁四月左角长一尺变乌色任耕本蔡长牛差民张客养(肆·1444)

6、黄牸牛一头齿九岁一□□左角长一尺二寸 本赵可牛可被病物故差民唐定(肆·1450)【注】「九」旁补写「七」字,当为更改意。又「□□」处原有字迹,已被浓墨覆盖。

7、黄牸一头齿五岁九月日左角长九寸变烝栗色任耕本赵可牛可被病物故差民陈成养(肆·1451)

8、□收嘉禾三年起六月一日讫九月卅日簿食牛卅头(肆·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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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籍簿,我们可以对古代官牛有基本的认识:古代官府用于耕作和乘舆的牛都是閹割過的。牛的年龄,是通过牙齿判断的,详细记载了新出生牛的出生日期,配备了专门的饲养人员等。

我国秦汉时期,不仅有专门机构与人员饲养官牛,而且还有相关的律令,如睡虎地秦简《厩苑律》及《牛羊课》,及张家山所出汉初律令也有关于马牛的律条。不过,我们在走马楼吴简中未找到直接的材料,但从这个官牛簿来看,可以肯定有专门的官吏负责此项事务。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孙吴一项比较特殊的优待,即政府使用的饲养人员都是有残疾的百姓,这是政府为帮助贫困、残疾等弱势人员,解决生活的一种方式。《晋书》有相关的记载可以与此印证:“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

除了长沙,在湖南郴州苏仙桥也发现了一批三国吴简,这批简数量不多,很巧的是其中也有枚珍贵的关于牛简,如:

正: 男子陈受以赤乌二年七月卅日畜水牸牛一头,齿十岁,角长二尺九寸

背:一千七百八十五万五千

这枚简的时间与走马楼官牛简只相差五年。两者都记录牛的数量、性别、年岁,角的长度及饲养者,只是牛的品种不同,前者是水牛,后者是黄牛。根据整理者的研究,这是桂阳郡的文书,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地域不同,但同属吴国的简牍,其记录的必备项相同,可见,在孙吴,即便是基层文书,它在文书内容、格式等方面还是有一套通行全国的基本规范。且这种基层文书制度是孙吴继承秦汉而来的。

在我国的西北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我们也发现了牛籍简如:

力牛一,黑,特,左斩,齿八岁,絜七尺八寸(491.8)

这样的简共有十枚,均出于额济纳河右岸的大湾,都是一牛一简,记录了牛的数量、颜色、性别、年龄等。“左斩”指割左耳,是给牛作标记的一种方法。到了孙吴已舍弃了这种给牛造成伤害的方式,改为记录左角的长度。

介绍了这个完整的官牛簿,我们来看看它所登录的牛的数量,临湘县共有官牛四十三头,除去丢失的和死掉的,才三十头。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些牛不仅用于耕作,也用于官吏的乘舆。临湘县的左尉,是主要负责抓盗贼的官吏,但他居然乘坐的是牛车。可见,当时牛是相当珍贵的。

在《三国志》中记载了江南采用了牛耕。孙吴的黄武五年(226),孙权为表示他对农业的重视及鼓励农耕,亲自在田中耕作,采用的是汉代的耦耕,即两牛并耕,二犁两牛为耦,两人牵牛,一人耕种。这牛耕方法只有文字记载,源于《汉书·食货志》,可惜的是,文中只说了人与牛的数量,没有具体的操作,更没有相应的图片。同样,在汉代还有二牛抬杠的牛耕方式,且有画像图,如图,只需二牛一人,节省了劳动力。当时的长沙不管采用哪种方法,由于耕牛的缺乏,都不可能得到推广。同时,在三国时期的北部也常感耕牛的不足,《三国志》记载:“盖初期饥荒之际,人且相食,牛自不能幸免,又战争频繁,需牛转运,牛之任重致远者多,曳犁事田者自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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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连官府的牛都很少,更不用说老百姓家的牛了。没有了牛,就更不用说采用何种牛耕技术,那么,当时的长沙地区主要采用是什么耕种方式呢?从走马楼吴简来看,当时主要采用的是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是当时是地广人稀,水资源较丰富,而耕牛却缺乏。其特点是“以火烧草,不用牛耕;直播栽培,不用插秧;以水淹草,不用中耕。”不过,长沙此时已是普遍使用陂田,即水田。

走马楼吴简中的这个官牛簿为我们展现和透露了很多关于长沙地区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原来以为牛耕技术得到普通的推广,可并非如此。反而证明了长沙主要采用火耕水耨农业生产方式,比汉代比较,由于兴修水利——陂塘,农业效益仍得到了提高。所以,孙吴对长沙地区开发,仍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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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时代,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财产,也会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经统一的统计和推广,对于当时的农田开垦和农业技术提升具有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均明、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内容解析八则》,《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J4三国吴简》,《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籍出版社2005年。

3、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4、刘钊《说秦简“右剽”一语并论历史上的官马标识制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熊曲:《走马楼吴简中的官牛簿》,《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

6、彭世奖:《“火耕水耨”辨析》,《中国农史》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