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中胜景果非常，苦海波中喜戴冠 ——走马楼“民爵简”

长沙走马楼吴简之民爵简

未定级

时代：三国

现藏长沙简牍博物馆

在走马楼吴简中，我们常常可以在户籍里看到“公乘”的字样，这是古代爵位的一级，大量“公乘”的出现改变着我们对爵位的认识。原来，爵位，也并不代表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

提起爵位，大家马上想到公、侯、伯、子、男。没错，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都是封建爵衔的主要称谓，在当代西方的某些君主制国家至今仍保留了这一荣誉性制度。在中国，早在周代，已开始用这五等爵制来分封诸侯。《春秋会要》载录当时大小封国１７０多个，其中公侯伯子男均有，如宋是公国，鲁卫是侯国，郑曹是伯国，吴楚是子国等等。这些受封者是掌握地方政权的国君，而其封号又是荣耀、地位的标记。

但是只有封建贵族才有爵位吗？普通老百姓又是如何区分三六九等的呢？相隔千年的前人是如何按照等级制度劳作生息的？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在茫茫文献中漫无头绪的苦苦追寻着答案。幸而，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世，像一盏明灯，为我们引出一条思路。从这批数量巨大的简牍中我们发现，老百姓也是有爵位的。看，一枚枚简牍清晰地记录着长沙郡一个个百姓的生老病死。有的人年富力强，身体健康；有的人尪羸老弱，亦要承担起一家一户的重任。

请看下面这组竹简：

叁·4275平阳里户人公乘烝平年卌囗筭一踵两足

叁·4274平母大女委年七十平妻大女取年廿八筭一

叁·4273 平子男右年四岁囗姪子男杋年七岁一名喜

叁·4278右平家口食五人其三人男二人女

【注】『右』上原有墨笔点记。

壹·2951常迁里户人公乘何樵年十三

壹·2958 惊弟公乘仲年五岁

壹·3936唐子公乘樂年八歲

壹·8500曼浭里户人公乘大女黄客年五十筭一　■

这组简中的前四枚是一组家庭简，只有户主有公乘爵位。第五枚是户主简，但是这位户主只有十三岁，还未成年，已经是公乘。第六、七枚是家庭成员简，都不足十岁，也是公乘爵。第八枚户主简是一位女性，她也有公乘的爵位。户主或非户主，成年或未成年，男性或女性都可能有公乘爵位。

古代的爵级是以什么标准来定的？为什么现在都消失了？让我们抽丝剥茧，慢慢道来。

我们先来找找源头。起源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各诸侯国为争夺霸主，激励战功，开始赏赐军功爵号，慢慢的，到秦朝时，已由五等爵制发展出二十等爵制，形成了爵级的基本框架。这二十等爵从低到高分别是：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侯。到了彻侯是以一县为食邑，并可以在封地内设置县吏；关内侯也有食邑、封户，但只能衣食租税而已，没有行政权；大庶长以下十八等，也都按级有岁俸。 各爵级上还附丽着不同的特权，如授予田宅，赎罪减刑，役使庶子等；以及享受其他一些超出普通百姓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

到了汉代，战乱减少，承平日久，赐爵作为奖励军功的作用逐渐失去了价值，转向成为奖励农业生产和鼓励流民入籍的手段。以致二十等爵的爵名与爵制破坏严重，只剩下第一级“公士”到第八级“公乘”。而且政府在皇帝冠礼、皇帝丧礼、改元、立皇后、立太子、成太庙、籍田、庆祥瑞等多种场合频频普赐爵位。据不完全统计，文景二帝曾先后无条件普遍“赐民爵一级”及“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凡十次，由给民户主赐爵发展到同时给户主长子赐爵。另外，逢财政困难的年度或者内外用兵筹措军费，则募民以钱、粮食、奴隶入官府，换取爵位。按《汉书·食货志》“民入粟六百石者，加上造之爵，输粟四千石者可以为五大夫，万二千石者为大庶长。爵级高低以纳粟多寡为差”。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令吏民入粟买爵以助国家赈赡，并允许买高爵者可以出任三百石以下的官职。由此，造成爵位升级泛滥。以致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灿在《爵论》中说“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不之惧；赐之，民示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

汉代政府卖官鬻爵，至少说明当时的爵位对百姓还是有吸引力的。而到了三国，我们从吴简中发现，绝大多数户主都是公乘爵。这是怎么来的，又为何不再继续上升呢？原来，民户的爵级都是通过政府一次次赏赐，一级级累计的结果。在东汉时有规定“名爵不得过公乘”和“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吴简中的“公乘”爵位也是经多次赏赐的结果，而如果户主已达到“公乘”爵级，再有赐爵时，机会就转移给嫡长子。从走马楼吴简的记载上看来，孙吴时期很可能延续了这一制度，因为我们在很多户籍简上发现，年龄很小的未成年家庭成员就有爵级，不少还是公乘爵。显然，这是父辈因多次赐爵累积至公乘爵后转移的结果。而以第八级“公乘”为高爵与低爵或者官爵与民爵的分界线，是因为汉初以第七级“公大夫”以上为高爵，都有食邑；汉文帝以后，改以第九级“五大夫”以上为高爵，给予复除吏役、减免刑罚的优待。也就是说，高于“公乘”的爵位有相应的特权。所以民爵的赏赐一般到此为止，以避免政权付出实际利益。从吴简中，我们可以看到，户主几乎都有公乘爵位，很难体现出公乘爵在汉代所具有的的实质性优势，说明此时公乘已丧失了在制定之初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的初衷。高爵定级的上升也映证了爵级的泛滥和破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在三国时期二十等爵并没有彻底死亡，至少在孙吴统治的长沙郡仍在继续发挥着余热。

此后，封建等级爵制在中国余温渐稀，虽经过反复的废止与复用，早已逝去了早期的辉煌，直至辛亥革命的胜利，同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

由此可见，所谓“公乘”的爵位，不过是统治阶级赐给平民百姓的一枚枚“画饼”，却起不到“充饥”的效果，必然渐渐为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撰写：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