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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科技需要历史耐心——访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宋少华先生

日期:2017年7月24日 12:22

        7月20日上午9点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赴长沙简牍博物馆暑期社会实践团采访组在我馆对研究员宋少华先生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将采访全文摘录如下:

        记者:当初这个简牍的发掘过程您是全程参与过的,我想问一下,发掘过程中发生了哪些事情,有什么曲折的地方?

        宋:这个发现是一个偶然性和必然性在一起的(结果),发现的地点在五一广场,它从两千多年前,历朝历代都是官府的所在地,(从)民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都是繁华的市区。在吴简发现之前,我们也搞过一些基本建设,也发现了一些古井,古井中主要出土了一些墓葬品、随葬品、俑器等,我们认为对当年人们生活的研究,墓葬品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每当那个地方有比较重要的建筑工程,我们都特别关注。96年有一个中日合资的项目平和堂,就在那个地方动工。但当时有一个曲折的问题,当时人们的思想并没有现在这样,并不很理解考古工作,文物保护和工程建设的冲突很严重。发掘的具体过程我们就不说了。

        96年10月17号,我们去了2个技术人员,早上去了发现挖掘出来的泥土颜色不同了,是黑色的淤泥,翻开一看里面有木片,一清洗发现上面有字,就第一时间报告,我让小何马上赶过去,他又报告说发现了不少的木片,上面写着嘉禾的年号,我当时想了想可能是三国或者宋代的,我大概十点多赶过去,一看很完整的文字“嘉禾二年、三年”,显然是三国的。于是赶紧让上面停工,现场赶紧装袋,装了80多袋,赶紧运回去,然后赶紧借小何的手机给上级文物部门打电话,让省里面下通知马上停工,同时调查当时挖出来的土到哪里去了。后来知道运到了火车站北边的一个渔场,于是分兵两路,我守现场,小何带人去找运走的(简牍)。能发现这些吴简也是一个巧合,当时拉土车只能晚上工作,挖掘机工作到凌晨4点,突然出现了故障,只好停下来维修,等维修好了已经6点了,天已经亮了,拉土车不能工作了,就暂时停工,刚好7点我们的考古队员来了,恰好发现了这些黑色的淤泥,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找到了。我们又对垃圾场的垃圾进行了二次考古,大家牵着线挨个找,到了晚上终于找到了3万多件,现在已经发表了28000多件。

        记者:挖掘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曲折与艰辛,那我们知道走马楼发掘出来的竹简有十万多件,超过了以往从简牍发掘数量的总和,那我们是如何保存和整理它们的呢?

        宋:我们所说的保护是指对饱水的竹木器的保护,南方地下水位比较高,地下出土的漆器的饱水量很高。当时我们提出“先救命,后治病”,只有先将文物保护好了才能研究。当时有老先生提出的五六十年代的方案,后来年轻的一代也提出了保护方案,最终我们采用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方案。

        当时出土的竹简是湿的,拿在手里就像面条一样是软的,没法看。首先是清洗,上面的泥土、淤泥要清洗掉,当时初步估计有17万片左右,最后全部清洗完有14万片左右,我们从1996年一直洗到了2003年,14万中有3万多是没有字的,有2万多是看不清字的,完整有字的差不过有76000件。接着又花了5年时间脱水,直到2011年脱水工作全部完成。清洗完了之后不能马上脱水,首先要照相,因为脱水之后字迹会变浅,我们需要使用不同的化学药剂进行还原,因为出土的竹简会马上氧化变黑。所以我们的第一套工序是清洗,第二套工序是还原、拍照,第三套工序的脱水、照相,第四套工序是验收、包装。

        记者:我们之前一直用过《三国志》来了解这段历史,这批竹简上记载的内容和《三国志》有什么关系?

        宋:我的工作是资料整理,以及尽快将这些资料发表。我和一些学者交流过出土的竹简和《三国志》的联系,两者不能说没有联系,而是没有太多联系。《三国志·吴书》中的记载在出土的走马楼吴简中没有太多的体现。简牍的资料是独成体系的,它是基层的“县、乡、里”行政机构的管理记录,涉及到“赋税、徭役、司法”等具体事物的记录,这在《三国志》中是没有(记载)的。我们研究竹简首先要研究竹简自身内在的特点,然后才是和文献作比较。比如说“私学”到底是什么,有的学者说就是私学的学生。后来经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发现“私学”是一种身份,是一种依托(于他人)的人,指的是当时北方南迁的大量难民,官府要把这些难民编户入籍,对他们进行教育并征发“吏役”,因而称之为“私学”。所以并不是文献通常的“私学学生”意思。

        我们过去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但吴简能印证(史实)吗?吴简是自成体系的、史书不记载的资料。对此,日本的“简牍文书学法”很有用,指的是简牍本身存在的考古学信息,和简牍自身的信息。“简牍文书学”中最有名的是永田英正创造的“永田法”,就是采集简牍自身的信息比如说简牍的长、宽,契口的形状大小、板材上有无鞭痕,鞭痕的长短以及简牍内容中的标点等信息。日本人的工作非常细(致),曾经一起合作的日本学者带着尺子照相机,对着两根简研究了一天。这就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可以将简牍文书学特征一一捕捉。这些学者在做简牍自身信息提取的同时,还做考古学信息的提取。考古学信息是什么呢?我主持发掘的时候是按照“考古田野发掘方法”来提取资料(考古学信息),提取这些物质遗存的(相对位置信息)。(发掘的井中)每一层,上层是什么下层是什么,压在哪一层是下,它之下又是哪一层,相互之间的包含物是什么,年代是什么,简的第一层第二层是怎么卷的。考古学信息的意义在于,考古现场是来不及把简牍分开成卷的,而是用板子分层然后切块抬出来的,在切取过程中层位信息要全部照下来,最后进行绘图,搞不清楚写的什么,但是要先照下来。因为切取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出错,可能将一册简切成两半,这就是“错切”,但是不要紧,我们把层位信息画下来之后,将古井的层位关系图、古井的剖面图等随简牍一起发表,学者们便可以将简牍在古井中的坐标位置复原,从而得知每一册简之间的联系。这就是考古信息学。这项工作我们一直从96年做到现在,一直做直到做完。北大曾经从海外购了一批秦简,对这批秦简进行“室内简牍考古”——利用数码相机多方向拍摄,红外扫描等手段来确定,每根简之间的序列关系。在96年的长沙走马楼考古中是不存在如此先进的技术。当时就是手绘了这些信息。

        简牍学的研究成果中,做的最早的是清华大学的侯旭东教授,侯教授借助这些资料,整体复原长沙乡一级的户籍簿,“乡”中“里”的数目,每个“里”的“里魁”和“里正”的姓名,“里”的每一户都是如何组成,都得到了复原。随后很多学者也进行了这项工作,目前中国社科院的凌文超先生出了一本《走马楼吴简采集“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兼论户籍簿的类型与功能》,凌先生用他的方法做了嘉禾四年武陵乡和莱乡的吏民研究,库部的布藏皮藏水田部私学部研究。走马楼吴简有多少个部,就按部就班地一个一个的做。就像习主席说的一句话:“科技要有历史耐心”。做历史的人就要非常有耐心,非常细致地做这个工作。

        凌文超先生提出了“先分后合”的办法,他指出走马楼吴简是一套独立的基层行政管理文书,做研究要先分开把每一部分都搞清楚了,然后再合起来与历史文献联系起来。例如:将吴简的“私学”和《三国志》的“私学”先分开再联系起来最终发现他们的不同。这种方法在简牍文书学中,被称为“二重证据分合法”,指的是先将竹简上的独立信息进行研究,在和史料文献进行比对。这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创新,稍微变通了一下,认真的梳理清楚再下结论。不能像有些学者那样,稍微抓住一点就去查文献,今后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先在认知的层面上梳理清楚,再做联系。

        记者:吴简发掘出来之后,大概什么时候才公布呢?

        宋:吴简的资料公布比较及时,从99年至今已经出了8卷,研究论文成果600多篇。

        记者: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呢?

        宋:我的工作就是要把资料整好,和那些研究文献的学者或者历史学者不同,他们注重竹简上面的内容,而我主要的任务是发掘、整理,千万不能出错,错一个编号就得全篇修改。

        记者:您对吴简本身的研究成果多吗?

        宋:我的工作方向不是研究吴简,而是保护吴简,使它可以供别的专家学者研究。我一心投入对吴简资料的整理,自己有些感兴趣的课题压了十几年没做完。

        记者:在吴简整理过程中您觉得哪里最困难?

        宋:在整个吴简的整理过程中,我最费心的最花力气的地方就在于对考古学信息的整理、提取。这个工作刚开始也没有的到专家学者的认可,他们认为只要看文字就行了。实际只对了一半,搞文献研究的一般都会将出土文物和文献进行比对,但是出土的吴简文物并没有记载如同《论语》之类的文章。

        记者:您认为中国目前还有许多皇帝陵墓没有挖掘的原因是什么?

        宋:皇帝陵墓不挖,主要是国家规定禁止挖掘和技术不够成熟,皇陵只能做勘探,不能挖。走马楼的挖掘属于被动挖掘,因为工程的建设已经开始了,进度不由我们说了算,我们只能是跟着施工进度进行抢救性挖掘。

        对宋少华先生的采访让实践队成员们受益匪浅,相信随着走马楼吴简被更多人知晓,吴简的价值也将得到更多层次的体现。

        指导老师:杨振红

        采访:孙翌鑫、陶洪轩

        摄像:杨昕、欧阳乐心

        撰稿:孙翌鑫

        校稿:杨昕、陶洪轩、欧阳乐心

        编辑:刘恋弦

所属类别: 简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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